本书将“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以“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与其批判刑法不如解释刑法”为解释理念，对诈骗罪的基本问题与金融诈骗罪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本书既植根于中国的立法与司法现实，又将相关问题置于世界刑法理论之林展开讨论；既对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创新的解释结论，又对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既注重以妥当的法哲学理念为指导解释刑法条文，又重视从具体生活事实与解释结论中抽象出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法学研究者、学习者以及法律实践部门的工作人员使用，也适合于具有法学兴趣，尤其是关注刑法问题的其他读者。

序说 诈骗罪是国民身边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却并不像盗窃罪、抢劫罪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罗马法中就存在诈骗罪的原型，但即使在加罗林纳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中，也仅处罚与诈骗相关联的伪造铸币、伪造印章、不正当使用度量衡的犯罪；直到1851年，普鲁士刑法典第241条才将诈骗罪从伪造罪中独立出来规定为财产罪。在英美法领域，作为财产犯罪的诈骗概念，在19世纪以后才得以确立，而且其发展过程相当复杂：从伪造罪、不正当使用度量衡罪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与盗窃罪的一部分相结合，形成现在的诈骗罪。参见［日］木村光江：《财产犯论の研究》，313页以下，东京，日本评论社，1988。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刑法、封建制时代的秦汉刑律中也不见诈骗罪，只是隋唐刑法中可见诈欺官私以取财、诈为官私文书以求财、诈疗疾病以取财等诈骗犯罪。参见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368页、410页、439页、457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 但是，诈骗罪又是一种发展变化十分迅速的犯罪类型。换言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迁，诈骗犯罪的手段、对象、发生率等必然且立即发生变化。例如，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换为商品经济之后，合同成为交易的重要手段，合同诈骗迅速增加；在商品流通发达后，以伪劣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诈骗犯罪频繁发生；同样，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诈骗罪随之也越来越严重；信用卡使用与信用卡诈骗几乎同时越来越普遍。“可以说，诈骗罪正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日］木村光江：《诈欺罪の研究》，12页，东京，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