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围绕“秩序与欲望”，从制度、政治、社会和个人四个层面，综合讨论它们与工艺美术的互动。明代造作制度奠基于洪武，它极其专制集权，使得官府能严格把控产品风貌。明初的礼俗改革，颁定了大量冠服器用禁令，丝绸、金银器和玉石器的材质、装饰、样式都被赋予了等级意义，使它成为构建统治秩序的工具。洪武以后，社会活动更加多元，海外贸易、宗教信仰、流行时尚等，均丰富了此时工艺美术的面貌。个人品味也影响造作，仿古器随文化鉴藏活动而兴起。玩器则迎合帝王的鹰犬之好。它们都反映了皇帝的个人欲望。制度建设、冠服禁限体现了他们维持秩序的努力，而社会活动、个人消费则体现了消费欲望的膨胀。两者交织互溶，共同塑造了明初工艺美术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