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a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后世注经先生又加以解释说“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安所遂生，

是谓位育。b

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

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c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

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完全暴露的地

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

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

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

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

的，错了，应知忏悔。d

我记得杜威博士初来华时的演讲，有一段话很可以说这个题目的导言。我

记不清确切的字句，不过他的大意是，“自然科学在西方已经过 100多年的变迁， 

a本序为民国学人版。序自大师，水木相念，吾辈学浅，落笔无颜。社会学人，时代呼唤，

教书育人，天地位焉。本序言内容全部摘编自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的文章或论

文，谨以此向前辈学人和大师们致敬！ 

b潘光旦：《说乡土教育》（194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第 138-139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 1948年。 

c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1947年 1月 30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术演讲

稿），载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 

d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93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25-130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 1948年。

所以有今日的进步，中国科学尚在萌芽时代，固然现在急宜提倡科学，注重物质文明，但是以时间论之，总赶不到。而社会科学，中国几千年前就发达，不过没有科学的精神，未能把他整理出来，是一个缺点。西方的社会科学，晚近才发的，还在幼稚时代所占优胜的，就是有科学精神罢了。中国若能有系统的整理社会科学的学说，介绍出来，将来在世界文化运动史上的位置，定与西方发明自然科学同等”。观以上所言，他以为自然科学发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发达于东方。言辞之间，颇希望中国注重社会科学，贡献于世界。本来一国应该发扬己之所长，且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a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追溯它的源流，其实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过大学教育的制度是一回事，大学教育的精神又是另一回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然看不到有类似的组织，但是就大学教育的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的经验大致相同，彼此相通。文明人类的生活无非两大方面，一个是“己”，一个是“群”，也就是个人与社会。而教育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使社会中的“己”与其他个人所构成的“群”各得其所、和谐发展，进一步就是相互扶持，相亲相爱；所以不分中外古今，教育的精神总是相通的。b

教育虽是一个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相互感应的过程，从教育的立场说，要教育来促进位育的功能，却不能不分一个本末宾主，因为教育的对象终究是人自己，而不是历史，不是环境。我们不得不假定人是本，历史是末，人是主，环境是宾。人也许是很无能的，也许在在不免受历史与环境的玩弄摆布，但我们不得不假定人可以修正环境、开辟环境，可以指引历史、创造历史；因为不如此，我们便无法施行教育，甚至于教育便根本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名为是人，实际上也尽可以浑噩一生，与鸟兽草木同腐，于遭受玩弄与摆布之余，一任历史忘怀，环境埋藏就是了。c

青年有四个心理的特点：一是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与印象；二是富有想象力 

a吴文藻：《聘请社会科学教授问题》，载《清华周刊》，1921年 3月 25日第 213期，第 3-5页。

当时吴文藻还是清华学校的学生。 b摘录自梅贻琦、潘光旦：《大学一解》（1941年），载《清华学报》，1941年 4月第 13卷

第 1期。 c潘光旦：《说乡土教育》（194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第 139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 1948年。

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激发热诚；四是敢于作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不过它们有三四个危险：一是流放，二是胶执，三是消沉，四是澌灭。

至于第四种的危险，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澌灭，则往往在青年期以后我们时常看见有人在学生时代是何等的好奇爱智，何等的充满了理想与热诚，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一与实际的物质与人事环境，发生接触，便销声匿迹，同流合污起来。求知欲很强烈，理想很丰富的会变做故步自封，患得患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会变做追名逐利，狗苟蝇营；家庭改革的健将，会变做妻子的奴隶、儿女的马牛。一言以蔽之，这种人的言行举措，前后会如出两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经澌灭故。a

人生的最大贡献和价值是创造，创造力才是最宝贵、最有意义的。若读书太多，或不善于读书，则非徒不促进吾人的创造能力和兴趣，反倒阻碍我们原有的一点创造力了。因为我们死读书，多读书，我们的模仿力愈大，而自己的创造力也越削减，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地随着前人的思想走。这种意见，虽然是有谬误的地方，也以为不为太错。

我们处在大自然里与日常和社会的各方面接触，也可以说是在读书。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外求知识，求真理，书也不过是记叙事实的一种工具，从读书我们很经济的得到古人无数的经验、知识、心得。同时我们也当自己直接的观察研究我们所处的社会，直接发现真理与事实。自己直接亲切体验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才是创造，才是真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读书，就是为要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成了书呆子，成了字纸篓子了。

我们读书要求真实，要读内容实在的书，我们要依着科学的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作去。能得到一本书正面的好处，而避免其害处。读书要与实际的生活印证一下，大自然和社会都是我们的书。千万不要阻碍自动的思想，自动的创造。我们要能运用书本，而不使书本支配我们，甚至变成书本的奴隶。这就反客为主了。我们无论读多少书，能始终维持我们主人的位置，即思想自由，创造自由。 b 

a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93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25-130页。原载《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 1948年。 b李景汉：《读书的要点》，载《新中学生》，1937年第 1期，第 46-49页。

近来常听人说潮流两个字，也常听人说顺应潮流四个字。尤其是在思想界里，好像真有一派浩浩荡荡的一种东西在那里走动似的。究竟有没有，我们不去断定他。我们要考虑的是：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当如何对付。

假如你观察山涧里一派激流的水，除了你感叹“逝者如斯夫！”之外，你也可以见到涧内种种东西应付水流的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树叶、草根、落花，是完全跟水走的，可以算第一种。大一些的东西，例如石块、大树的老根，无论水流得如何湍急，是丝毫不动的，可以算第二种。涧床深处，有许多鱼，头部一律向着上流顶着，鱼身的方向恰恰和水流的方向相反；好像争着往上流游去，却是并不见有什么进步。他们是潮流中的挣扎者。

人世间，社会上，思想界里，若是真有像潮流一般的现象，那么潮流中的分子——人——应付潮流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几派。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跟着走的，便好比涧水中的残花落叶。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困守着不动的，例如一部分食古不化的前辈，便好比山涧中的顽石。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毕竟是少数有见识的人。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该就是这第三种人。他们好比山涧里的鱼，和潮流有相当的关系，却不会卷入旋涡，演灭顶的惨剧。

这都是常识，尽人皆知的。但是近来似乎有一派哲学家在那里告诉人说，凡是已成为潮流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加入，应当顺应。为什么呢？一种事物而能成为潮流，能获得相当的声势，一定是经过了经验的盘驳的，一定是经过了生活的颠扑而不破的。质言之，一定有他的价值。

依我们看来，潮流就是风尚，他们是不一定有价值的。尤其在这个只普及识字而未尝普及教育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件货物，可以因普遍的广告方法，而立刻得捧场的人物，得到一种浩大的声势，这种声势甚或可以历久不变。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在此中所在，应当知所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至少也应当做一个挣扎者，庶几对山涧里的鱼可以无愧。a 

a潘光旦：《学问与潮流》，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8年 1月 16日。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a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底路向；第二（途）是学者；第三（途）是事业家。这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同一对象底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想他怎样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他底存在底意义。若是一个地质学者，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地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底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底话，真可谓能得为学底正谊。但在现在底世界，能专一途底很少。因为生活上等等底压迫，及种种知识上底需要，使人难为纯粹底思想家或事业家。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底希腊，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底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他也得懂得点汽车、无线电底使用方法。也许他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古……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兼多闻与能干底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底才能，便是文学家；具有学者与专业家底功能底，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底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底名字是广义底）。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底事情，如人能够做到， 

a李济：《李济致张光直》，载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才算得过着书虫底生活。当彷徨于学问底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他底学业必致如荒漠底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能成。a

社会学者谈社会问题，与他人不同的，第一（点）在对于所讨论的问题，不加道德的批评。这一点是最要紧的。把这一点弄清楚了，有许多问题，便不成社会学上的问题。社会学的目的，在求真理。真理的最大仇敌，便是成见。我们研究一问题时，如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已经下了善恶的判断，那便是成见了。不要与人辩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之好坏。这样，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口舌，免得花费许多宝贵的光阴。

社会学者谈社会问题，第二点与他人不同的，就是他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现在有许多人还有一种误解，以为社会科学，是可以信口开河、随便乱说的。我回国不久，便有人同我说道：“你们教社会学的，真是容易，跑上讲台去，随便吹一下就是一点钟！”这种见解，固然错误，但一半也怪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平日“吹”的时候太多，而脚踏实地去研究的时间太少。其实社会科学如有志立足于科学之林，便应当采用科学家的态度，用科学家的方法。科学家的态度，是不空谈、不瞎说，言必有据，立论必有所本。科学家的方法，第一步是搜集事实。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先从搜集事实下手。这不是坐在椅子上把眼睛一闭便可做得到的，也不是心血来潮、胸有所感便可信笔直书的。

社会学者谈社会问题，第三点与人不同的，就是他以叙述始，以解释终。一个问题来了，他先搜集事实，然后叙述事实，然后解释事实。他是处处离不了事实的。离了事实，他便不是科学家，等到事实已经解释清楚，科学家的职务，便算成功了。b

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c 

a许地山：《牛津的书虫》，载《工商日报》，1950年 2月 2日。 b吴景超：《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载《金陵月刊》，1929年第 1卷第 2期。 c谭其骧语，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 138页。

功夫臻此境，方耐五更寒。a

我们以为清华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才，第一要有广博的常识，（第）二要能在社会上作一有用的国民，（第）三要有自动研究的本领。清华大学的文科，其职务不只在灌输学生以欧美的智识。大学文科的教员，应与学生一同研究中国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将来有独立的希望。b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

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c 

21世纪会是个什么局面呢？这个要从 20世纪说起。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说 20世纪是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

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所以我在 80岁生日那天提出这样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d

各文化自有各文化的中心精神及价值标准，但自生物的全体观之生物的一切行为，最重要的使命是保卫生存——个人及团体的生存。求生存是与生俱存的天性。从整个生物演化上看是如此，人类何独不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保卫生存的力量越大，它的生存机会也越大，也就是它越完成了它的生存使命。许多人群 

a出自潘光旦所写的诗，收录在《铁螺山房诗草》。参见陈乐民：《茶烟香袅逗高歌——从潘光旦〈铁螺山房诗草〉想到的》，载陈乐民：《读书与沉思》，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 206页。 

b节录自吴景超：《关于清华大学文科课程的商榷》（1927），载《清华周刊》，1927年第 28卷第 4期。附上记者前言：这是留美同学所组织的清华文科课程委员讨论会。吴景超等五人给清华留美同学会会长徐君宗涑的一个报告。记者因其文中所言，皆系关于大学部文科课程的增减问题，故特依照原文，录登周刊，以便供清华当局留心清华课程者参考。 

c摘自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纪念吴泽霖先生》，载鄂义太、黄泰岩：《先生还在身边：民大名师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 23-28页。 d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1998年 6月 15日写于北京大学，载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的生存，只丧失在他们无能的文化里。当然，有能的文化，方式甚多，并不仅在

武器与经济上。关键尚不在一两项目，乃在文化的整个活体。无论什么精神或目

标，如果不能保卫生存，那便是盲目的、幼稚的、顽固的，从全体生物上看，是

变态的。这个目标或精神，必须改换！ a

中国这个“力”字含义甚广，在用它的时候，往往另加个字来表示它的类

别，例如：体力（ Kraft）、生力（ Vitalit.t）、毅力（ Energie）、权力（ Macht）等等。

但无论哪一种力，它都含着一派意义，就是自主和自动，它的象征是光明，和它

相反的就是“无力”。无论是哪一种的无力，也都代表了一派意义，就是他主和

被动，它的象征是幽暗。自主、自动，它是主人。他主、被动，它是奴隶。（此

处所称主人与奴隶并无阶级意义，乃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型的象征。）

力与无力，从哪里表达出来？从行动，从人的行动上表达出来。说我们需要“力”，就是说我们需要“力人”，需要有力的人格，也就是主人型的人格，光明人格。“力”原来就是一种人格型。

保卫主人型，抛去奴隶型！奴隶型的毒菌原来早就蔓延到我们全民族体。在

时间上，这毒菌老早就在那里搭窝，在那里暗中破损着、啮吮着我们的力人。中

国民族圈儿里现在有若干千万浑浑噩噩的奴隶型的人在那繁殖着。我说，力被破

损、啮吮，就是说我们的力人经过若干千年的反选择（ Contra-selection）程序，

被淘汰了。现在也许还有，但是寥寥如凤毛麟角！奴隶型的人多，所以有以下几

点大家公认的中国病：不负责；怕事；无创造；事事模仿；因循，随便；怕得罪人；

不敢当面说亮话，却鬼鬼祟祟，背地做工夫；无绝对的是，也无绝对的非。

这一切一切是道地的奴隶型，道地的无力的表现。这帮奴隶专在狭缝儿里弯

弯曲曲，偷偷摸摸地，讨生活。奴隶型的人们很可“能”用卑鄙手法把主人型的

人们压倒，得到胜利。但他们的胜利便是文化的堕落，便是人格的鬼魅化，便是

幽暗的漫布。

人类最高的孪生理想是真与美。真唯有力人才得的到，也唯有力人才是真。

美也唯有力人才得的到，唯有力人才是美，唯有力人才能达到这理想（这里“力”

与“能”合），唯有力人的世界才是真美的世界。b 

a陶云逵：《从全体看文化》（一），载《大公报（重庆）》战国副刊，1942年 5月 6日。 

b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载《战国策》，1941年第 13期；陶云逵：《陶云

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2年，第 660-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