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研究”（项目号：18ZDA321）子课题二“中外传统医学跨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笔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丰富发展，同时得到清华大学文科出版基金和文科自主科研基金的支持。

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学界普遍呼吁重视“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然而迄今为止，从宏观层面提出战略建议的研究较多，从微观角度，回到历史、回到细节，细致入微的专题研究和区域研究较少。传统医学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更是学术界的冷门。放眼全球，传统医学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并存，烙印着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独特的自然观、世界观、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体现着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传统医学是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的钥匙，而理解这些文化的差异与内涵，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实践的基础。

遗憾的是，对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发展传统医学、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这一议题，学术界存在颇为明显的学术盲区，即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医学知之甚少且不甚重视。目前国内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中医药要如何利用这一新的历史契机“走出去”“国际化”，在更多国家被认可、落地，认为中医药产业发展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全球贸易机遇期，却忽视了传统医学文化交流的价值。

事实上，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不一而足的世界文明。很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有着与自身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浑然天成的传统医学体系，至今仍存在的传统医学疗法和治疗技术至少包括中医、阿育吠陀、尤纳尼（也称阿拉伯医学）等八大类型。中医，与古老的阿育吠陀医学、阿拉伯医学一样，都经历了漫长的跨文化互鉴历史。

本书共分为导言、绪论篇、古代篇、当代篇、聚焦篇和展望篇六个部分，通过挖掘中外传统医学跨文化传播的史料，凸显了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不断创新、始终开放、包容和美的文化气质。同时，说明了传统医学不仅是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不同文明宝库的钥匙，传统医学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更是对习近平主席“文明交流互鉴”命题的鲜活证明。

对于东方文明历史上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再发掘与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从而就当下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维系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多种文化的共存投以期待，这也是本书以跨历史、跨文明、非西方的视角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 世纪末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人类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却自古有之，并不局限于西方。本书聚焦的阿育吠陀与中医均诞生在东方文明的土地上。通过较为翔实、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本书提出，当代跨文化传播学者热议的文化杂糅不适用于描述前现代的跨文化传播融合现象，“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恐更适宜。此外，文化遗产概念也存在学术盲区，因为文化是流动的、变化的、发展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却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的产物，民族医学某种意义上是跨文化交往的产物。围绕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本书提出我国学者应具有中国立场和辨析意识。

本书以中医与以阿育吠陀为代表的南亚传统医学的交流互鉴为抓手，探究传统医学跨文化传播的古代范式与当代范式。研究发现：在古代，传统医学的跨文化传播以人为中介，伴随人的宗教活动、商贸活动等展开。

在跨文化的传受主体之间，存在一系列文化中介体，共同构成了流动、变化、能动的跨文化传播网络。尽管多文化、多语言、多族群的参与增加了传播的复杂性，导致信息编码与解码出现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但古代传统医学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包括知—信—行多层次，最突出的效果是，一种文化不仅知道、认同另一种文化的传统医学，而且能够将其部分地融入自身的知识系统与行为实践中。本书的突出贡献是，强调中医和阿育吠陀双向互动交流的历史进程，特别指出了印度南部地区，尤其是悉达医学对中医炼丹术的汲取，并渐渐影响了阿育吠陀的矿物药炼制。这种叙事，是以往被很大程度上忽视的。本书认为，这与西方学术界使用的文化杂糅概念有本质不同，用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表述更为适宜。在当代，传统医学跨文化传播范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际传播理念兴起、跨文化传播隐退，国家权力主导传统医学的对外传播，发生于民间、零散、随机的传播行为不再常见。更本质的是，交往的人的依赖让位于交往的物的依赖，今日传统医学之间的边界甚为清晰，跨文化互鉴融合变得难以企及，传统医学难以走入异质文化社会，赋权的效果也难以再度发生。另一方面，今日西方及其意识形态深度介入东方文明的跨文化互动中，为之设立陷阱、障碍并导致冲突，阻碍了东方文明之间对历史的认识和再发现。

本书认为，超越西方跨文化传播和卫生经济学的狭隘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蕴含的人类文明交往理念，为传统医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期的未来。这并不是说传统医学自身没有糟粕和问题，而是在于强调一直被忽视的传统医学的文化属性及文化之间的交往价值。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诞生、发展、交流、碰撞于“一带一路”的传统医学，将如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人类的健康与生命的繁衍发挥作用，则是最为关键的探讨命题。首先，传统医学彼此应当正视对方的存在，既摒弃文化中心主义、倡导文化多样性，又不能眼中只有西方现代医学及其规则、一味贬低自己；其次，传统医学应当发掘出流淌在自己血脉中的与其他传统医学的文化渊源，意识到跨文化关系并不是只有二元冲突或一元杂糅，而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互依存、天下大同。更重要的是，传统医学之间应当尝试突破西方意识形态和权力作用的藩篱，真诚拥抱彼此，而不是视为他者，从而恢复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人的交往复兴，展开更为深入、持久、平等、互惠、互鉴的跨文化健康传播实践。

苏婧

202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