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晚近学界有所谓“哲学史”和“思想史”之争。从学科建制上讲，国内综合性大学往往有独立的哲学学科，而思想史研究则附属于历史或中文。如在大陆，很多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在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有思想史研究室； 而在台湾，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往往被放置于中文系的思想史当中——当然，这背后还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国内学界，哲学史与思想史之争，往往产生在哲学出身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与有历史、中文背景的思想史学者之间。当然，海外学界的论争情况或许与我们有些不同。

其实，哲学史本身也属于思想史，与哲学史产生“争”的并不是思想史本身，而是“坏的思想史”，即用思想以外的内容解构了思想本身的所谓“思想史”研究。在这重意义上，“哲学史”更强调对思想概念本身的厘清、注重观念与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但这样的哲学史也有可能导向“概念的游戏”，脱离作为概念、观念主体的活生生的思想者而“空转”。“好的思想史”应当注重思想本身而又能够用与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其他要素丰富对思想的理解，“哲学史”也应当与“好的思想史”合作，更深层次地理解人的精神生活——或许哲学史研究本身就应该成为“好的思想史”当中的一个样板，既注重概念、观念的清晰化与逻辑性，又能在“背景”与“底色”中将概念、观念呈现出来，让读者透过这一呈现，把握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世界。

当然，哲学史也应当与思想史形成某种互补关系。哲学史从其自身特点来讲，会更加侧重“大传统”，关注所谓大人物的思想，强调大人物对于历史与社会的意义。而思想史则有一路，能够关注“社会思想”“社会思潮”，试图挖掘普罗大众的思想形态。这就涉及“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互动。当然，二者能形成“良性互动”是需要条件的。

首先是材料的丰富性，特别是“小传统”的材料，越是早期思想，“小传统”的材料可能越不易得，而越是靠近现代，“小传统”的材料越是汗牛充栋，甚至让研究者“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仿佛随便抓一点儿东西，就可以对“小传统”进行“侧写”； 而“大传统”一方，对材料的解读往往容易套路化，某些大人物已经被研究得很多，“捡漏”甚至都变得困难了，就使得某些“大传统”研究难见新意——对于“大传统”研究，或许有时需要更多的范式、视角转换，一旦换了视角，或许就能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其次则是研究的深入性，研究者既需要对“大人物”有深刻的把握，也需要对“小传统”有细致的观察，而此两者往往不可得兼。或许这就需要哲学史学者与思想史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对“共同问题”展开“对话”。这就需要打破学科壁垒，现代学术在祛除神圣性、将一切历史拉平为世俗历史的同时，也在不同领域之间树立了高高的壁垒，似乎越是专业化，壁垒就越高，越是专家就越带着警惕的目光，审视进入自身领域的“外来者”。史华兹曾把思想史或比较思想史看成不同的思想家就共同关切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展开的跨时代或跨文化的对话。今天的“问题意识”很多，能否让不同学科的学者注意到“共同”，或许需要一些工夫。

最后，在“对话”的同时还需要避免“偏见”。有些“小传统”的研究者希望用“显微镜式”的研究解构“大传统”，特别是希望打掉大人物的神圣性，证明大人物的所谓创见，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早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殊不知“大传统”与“大人物”如何在历史当中沉淀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历史是有其选择机制的，而这一机制又往往不是“成王败寇”能解释得了的。其实，某些“大人物”也是后世“激活”的，但这些人何以能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并不是所有“小人物”都有被激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有些“大传统”研究者却又特别不在乎“小传统”，觉得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东西。在我看来，“小传统”值不值得观看、哪些东西值得观看，可以讨论，但一旦不去“看”，就有可能丧失很多思想的趣味，将思想史、哲学史的故事讲得干瘪——对于我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学者失去“讲故事”的能力，将学术仅仅变成学术术语的堆砌，此种学术生产很容易，但也容易成为死的学术。

要符合上述条件，先需要有人愿意尝试，而这在所谓现代学术中需要“打破”很多东西，特别是走出一般学术生产的舒适区。或许某一方有人可以先试图迈出一步，让大家看看，看看“之间”是否存在可能——好在很多人都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二

陈来先生认为： 

我所使用的“思想史”概念，主要是在History of Ideas 或History of Thought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史，是和学习“如何思想”互为一体的。因此，思想史要研究我们的前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人心、知识、信仰的理解，研究他们表达或构成这些理解的概念、命题、体验、论证，研究文化的经典、对于经典的诠释以及各代人经由与经典的对话而产生的思想，研究前人对理论、价值、信仰的建构方式及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研究这些思想和认识如何前进和增长，以便使我们今人在进行“思想”的时候能够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站在前人思考的平台之上，在吸取前人思想的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上回应我们面对的挑战，并推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研究这些思想内容才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理论思维特点，理解核心概念和价值对于文明的规范性作用，理解文明整体和文化传统的特质。

陈来：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序”，第3页。

具体到哲学研究，我将陈来先生此种研究称为“动力学的哲学研究”，或者直接称为“哲学动力学”。即关注哲学是如何发展的： 前代哲学家的思想有哪些张力，推动了哲学自身的前进？前代哲学有哪几片“乌云”，需要后代在清除乌云的过程中创造全新的蓝天？贯穿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持续性的问题，促使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不断地思考？

列文森认为“思想史是人们思考的历史，而不是思想的历史”

［美］列文森著，季剑青译：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总序》，未出版。，在我看来，这一表述特别有哲学兴味——思想的历史本身应当是人们思考的历史，而不应把人从思想当中泯除。而只要看到是活生生的人在思考，而不是上帝在思考，那或许就不会有颠扑不破的、终结的哲学体系。思想者总有其不愿接受的东西，总有其焦虑，或者说思想者都是有性格的人，这样的人思考出的思想或哲学，就不会是全知全能形态的。但大的思想家是可以经受得住检验的，是可以促进人类对于本源问题的理解的，哪怕他们的理解后代认为有问题，也不能因为问题而否认他们的伟大。后代所谓的问题，有可能是后代没有理解伟大，也有可能是创造性的误读，还有可能是“制造问题”——后世大的哲学家往往是创造性的误读者和制造问题者，后世大的哲学家往往不会藐视、否定前代大的哲学家的伟大，或许嘴上会，但在心底前代对后代可能构成“影响的焦虑”，而这也可能本身就成为动力。

正是在问题的基础上，哲学才进一步前进——问题是动力产生的起点。没有颠扑不破的、终结的哲学体系，才是哲学本身的魅力，哲学就是哲学史，需要从哲学发展的动力角度去理解。但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的角度，还可以多说一句，促进哲学发展的问题，可能超越哲学本身，大哲学家的焦虑可能是全体社会共同的精神气质的反映。我总以为哲学家是内心敏感的人，而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正因为敏感和在乎，才有问题。“人们思考”，人们总是带着自身及时代的问题不停地思考。能够让思考不停下来的，就是动力。

今天对于中国哲学来讲，对经典文本、重要哲学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当代中国学人面对粗糙的哲学史叙事展开学科的自我成长，对于回到中国哲学本身理解中国哲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还是“静力学”研究，是以静力应对简单粗暴的动力学的一种方式。今天的中国哲学界是国内最具活力的人文学科之一，这突出表现在哲学的建构上，自陈来先生提出“仁学本体论”之后，各种哲学努力不断涌现。但在哲学建构的同时，能否同时推动“动力学的哲学研究”呢？在静力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在哲学建构带来的哲学深入思考上，能否再次回归“哲学史”，看到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内在的前进动力呢？其实无论是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还是丁耘教授的“道体学引论”，都潜藏着“动力学”，一种以“哲学”引领的动力学叙事。但或许在此之外，能够有更加“哲学史”的动力学研究，有结合了好的思想史的“哲学动力学”。张志强教授特别表彰章学诚“源流互质”的方法，他以为： 

“源流互质”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性的、动态的把握历史的方法，它强调历史根源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一方面历史发展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根源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又必须不断地将历史的发展统摄于自身的根源当中，使历史在根源与发展的互动当中赢得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不断从根源中创造出新的主体状态和新的历史局面来。

张志强： 《当前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第8页。

以“哲学史”的“动力学”来看，对于前代的不断诠释、深入的理解，正是在前代哲学问题推动哲学本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对于前代的诠释与理解需要对“历史绵延中的当下”的思想问题有足够的把握，这本身也构成了当代的哲学。“原理”塑造“哲学史”，“哲学史”也不断地丰富、敞开“原理”，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把握并创造活生生的“哲学”。“哲学动力学”需要看到活生生的人拥有的活生生的问题，能够欣赏问题，理解问题——或许称得上完美的只有动力本身，只有生生不息的哲学史本身。

三

“史”不离开“经典”，而将“经典”置于脉络当中，在哲学史/思想史脉络中定位、把握思想家及经典文本，理解思想家与文本的“特征”，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理解思想展开的内在动力——斯所谓“哲学史”。对于中国哲学来讲，需要以史来“通古今之变”，以哲学来“究天人之际”，以自身学术训练来“成一家之言”。

我以为，贯穿中国哲学史的有四组问题，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动力。

首先是孔佛或三教问题。这涉及中国哲学史上三个主要流派之间的争衡与融合。儒家以仁爱为核心，道家以自然为境界，佛家以平等为追求，儒释道三教深入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样态。但哲学史上，这三家究竟如何影响具体的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前进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特别需要好的、精致的叙事将其讲明白。讲明白三教问题，或许也就有了一种新的哲学叙事——当然对于其他三个问题亦然。对于我来讲，在三教问题上，我更关注经学、佛学、理学的“倒三角”关系，即佛教对汉唐经学到底提出了哪些挑战，使得儒家不得不回应？理学是如何在保持儒家价值的基础上，应对佛教挑战的？理学究竟是如何有机融合佛教的？

其次是朱陆问题。这涉及价值主体与外在知识的关系。“尊德性而道问学”究竟如何平衡？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他自身往往容易偏向一边，而一个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往往容易在两者中间犹疑。章学诚以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这一“千古”是包含当下的。

第三是汉宋问题。这涉及经典诠释与义理阐发的关系，而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其纷争不亚于历史时期，甚至构成了当下的热点问题。过分强调经典诠释，容易使得哲学变成某种技术活儿，而悬空的义理阐发又容易变成形式的正确。“礼义”与“人心”的平衡或许也在其中潜藏。

第四是经史问题。这涉及永恒原理与变动历史的关系，陈来先生以为，“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指出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向，历史则提供了应付各种冲突的有效方法”

陈来： 《价值·权威·传统与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第30页。。强调经或哲学的人，往往对永恒原理有独特偏爱，而研究历史者，往往喜欢事件的流变。过分地关注变动的历史，极端则会有相对主义； 过分地强调永恒原理，则有可能导向教条主义。二者之间的平衡，是我当下最大的思考焦虑，能否协调二者的关系，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最关注的一个点。

这四组问题是我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切入，也是我试图理解中国哲学的哲学动力的着眼点。本书所收各篇文章，是我这一个时期以来“发散”的写作，但很多文章的根本关切都与这些问题以及我上面讲到的思考有关。本书题名为“从历史世界到思想世界”是对陈来先生《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书名的一个“颠倒”，书名的颠倒，并不意味着旨趣、方法的不同，只是在强调自己独特的兴味罢了，即我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兴趣首先发生在历史世界。但进入历史世界之后，变动的历史背后的偶然性又使得我不得不进入思想世界，试图对必然性有所把握； 而即使进入哲学研究当中，我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对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观照，更是我对很多问题思考的立足点。而这二者的结合，使得我更在乎“之间”，对于哲学的动力学发展有特殊的兴趣。这也是我逐渐强调上述问题作为推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动力的“心路历程”。

本书上篇题为“儒学与历史世界”，即是期待能在历史图景中理解儒学的原理。例如《义利之际： 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就特别关注经史问题，关注儒学原理在历史中的活生生样态； 而《“父子相敬”与“父子相亲”》一文则从当代出发，关注儒学原理的现代命运。本书中篇题为“哲学与思想动力”，所收文章均含有“思想史”关切，关注思想史背景下的哲学诠释。如《“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特别关注上述经学、理学、佛学的关系问题；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则关注朱陆问题，关注何以从朱子学而导向阳明学这样一种朱子学的反动。下篇“传统与现代世界”则特别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研究，也即现代历史世界中的传统思想。如《列文森的“剃刀”》一文关注列文森对于儒教中国的理解，并试图回应列文森的普遍性质疑，后面三篇文章虽然写作在此文之前，但当初的问题意识，却与我对列文森的阅读感受密不可分。附录所收，则是一种“印记”，代表了我在这条路上一些不成熟的“言说”。

本书不可能对“哲学动力学”给出满意的回答，只是试图以我的写作将之呈现出来。或许未来会有更多从动力学角度做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赵金刚

2023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