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轻罪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的过程，因为犯罪一定是社会机体最严重的一种病灶，司法机关通过对这种病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可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健康。或者说通过轻罪治理对社会进行定期体检，从而对社会发展规划、运行、管理提出系统的优化方案，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的精治、共治、法治。

" 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首批入额检察官。2021年入选全国检察机关普通犯罪检察人才库；入选**人民检察院首批“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师资名录；办理山西溃坝案；设计并组织研发刑事公诉出庭能力培养平台。起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起诉书制作的规范意见（试行）》，被**人民检察院全文转发；组织设计的捕诉一体和认罪认罚版审查报告模板被**人民检察院推广，纳入统一办案系统2.0文书模板库；撰写的出庭意见书获评2022年度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优秀释法说理法律文书。受邀在全国检察机关第十期、第十一期优秀公诉人高级研修班，全军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会议暨新修改《刑诉法》培训班，全国公安机关打击药品安全犯罪专题培训班，河北、山西、江苏、广东、海南等省级检察机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围绕刑事检察相关内容授课。 著有《检察再出发》《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治无禁区》《司法观》《法律职业的选择》《司法的趋势》《司法的长期主义》《认罪认罚50讲》《正义感》《司法与责任》《司法观·日知录》《法律人的同理心》。"

序 言 轻罪为什么要治理？ 为什么要专门讲“轻罪”治理，而不是“犯罪”治理？ 首先，轻罪案件已经占到全部案件的80%～90%，也就是说轻罪的数量占了全部犯罪的大头，治理了轻罪，也就治理了犯罪的基本盘。 其次，相对于重罪案件来说，轻罪案件更容易找到规律，因为很多轻罪都是法定犯，往往有一些社会的、经济的、机制的、环境的背景和规律，找到了规律就更加容易治理。而重罪案件往往是极端恶性犯罪，它们具有偶发性，呈现点状分布，不容易总结出规律，因此也就不容易进行治理。比如，如何预防杀人犯罪发生？恐怕就比较难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对于预防“超市盗”，就更容易总结出人防和技防的规律和方法。 再次，轻罪案件既有个体性的原因，也有社会性的原因。发现并治理了社会性的原因就相当于治理了犯罪的源头，就实现了诉源治理，也就是让本不应该发生的犯罪可以不再发生。比如“超市盗”中包含了科技手段应用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进一步提升技术手段，实现漏扫自动提示以至无法漏扫，就可以实现科技背景下的他律，从而实现“不能偷”的效果，进而促进“不想偷”的道德自律。 最后，轻罪处于犯罪的边缘，对轻罪犯罪人而言，拉一把他就上来，推一把他就下去。而且轻罪覆盖面大，每年一百万犯罪，九十万轻罪，如果可以消减一部分，那就是几万人和几十万人的人生。再加上目前的前科消灭制度缺失，犯罪附随后果沉重，其负面效应不仅加诸犯罪人本人，还会对其子女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可以治理掉一部分轻罪，那么即使在犯罪附随效果不能马上消除的情况下，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刑罚的负面效应。对于社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是双赢。 在我国当前的犯罪结构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