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记得2010年春夏，我收到一位来自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名叫曹芳芳的本科生的来信。她说她是我的郑州小老乡，学习成绩优异，非常仰慕北大考古，打算下半年报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生。虽和我素不相识，但非常希望得到我的鼓励和支持。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件，很欣赏这位小姑娘的勇气。于是就给她回信，支持她报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并鼓励她，如果一年不行的话，可以再来一年。还让我的学生雷兴山给她寄些考古文博学院的课程资料，希望对她有所帮助。没想到，曹芳芳不仅一年就考上了，而且还是以专业成绩第一名考入的。之后，她跟随孙庆伟在北大读书。

2011年8月底，开学以后曹芳芳便来办公室拜访我，记得当时我请这位小老乡和商周组的几位同学在北大西门外吃了一顿烤鱼，席间大家相谈甚欢，同学们对未来的学习充满期待。之后，曹芳芳在北大读研期间，有时也会参与我的课题，帮我做些学术辅助工作。硕士毕业后，她南下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也经常跟我沟通交流。再到后来，她又返回北大读博士、做博士后。可以说，这十多年我见证了曹芳芳从一个本科生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如今她的第一本专著出版在即，她的导师孙庆伟认为当年她与北大结缘由我开始，她的第一本专著也理应邀请我为之作序。

曹芳芳选择龙山时代的用玉制度为进入学术领域的研究重心，自然与她导师的研究特长密不可分。孙庆伟的博士论文以周代的用玉制度为中心，研究成果达到周代玉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因此，选择龙山时代的用玉制度，自然也有极为深远的考量。一是，龙山时代处于早期王权国家诞生的前夕，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加速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二是，在如此重要的阶段，玉器在文明加速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三是，从用玉制度而言，能否窥探到夏商周三代文化与礼制发展的一些渊源。她所定义的龙山时代是指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内的广义的龙山时代，前后长达千年。这也就决定了其研究资料多、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特点。之后，她以参加学术会议为契机，又相继对长江流域边缘和珠江流域的龙山时代玉器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中有些报告我亲耳听过。

然而，当我再次看到她的书稿时，又一次深感意外。没想到她不仅将龙山时代的玉器研究补全，而且新增了关于工艺美学的研究，即纳入了艺术学与设计学的视角。这一部分内容在考古文博领域当中，长期以来被认为不那么重要。其实，前些年我也强调过文物研究，不管是玉器，还是青铜器、彩陶、陶瓷等文化遗存，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充满了艺术价值，因而当然也需进行一些美术考古或艺术史角度的分析与研究。曹芳芳结合自己的学术训练，增加了艺术学视角分析，将用玉制度与工艺美学结合起来，探讨龙山时代的社会、礼制与美学思想，将玉器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通读书稿，资料丰富翔实，分析有理有据，结构安排合理，不仅系统地构建了龙山时代的用玉体系，而且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和认识。曹芳芳将长达千年的龙山时代分为早、晚两期，并注意到早、晚两阶段之间各个方面的较大差异。有几点印象深刻：

一、深化用玉制度研究。全书不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进行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分区、分类分析，把握用玉的器类组合与造型特征、时间特征、等级特性、性别特征、使用特征、玉材特征、制玉技术特征、图案与审美特征，而且还善于从宏观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不少论断，如在用玉格局上，龙山时代早期虽然良渚用玉逐渐衰落，但东部沿海地带依然是当时的用玉中心，此时黄河中游的用玉势头才刚刚展露苗头。到龙山时代晚期用玉的中心已实现了从沿海到中原的空间转移，为之后夏、商、周三代文明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带展开奠定了基础。在玉器功能上，随着用玉格局在空间上的转移，龙山时代早晚的用玉组合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玉琮和玉璧在龙山时代晚期及以后基本退出核心礼器范畴，反而新“瑞”，如多孔玉刀、玉圭、牙璧、牙璋等新型玉礼器群的兴起，导致玉器的神圣性进一步降低，使得其象征军权和王权的作用更加突出，从而实现了玉器功能从整体上由神权向王权的转化。

二、开拓玉器的工艺美学研究。曹芳芳博士后阶段在北大艺术学院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学习了不少艺术学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因而，她有能力增添以往考古学界所缺少的艺术学分析。像材质、技艺、图案与纹样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也是考古学分析的内容，但是以往这些方面都是由不同的学者各自进行独立的研究。曹芳芳将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最终指向的是美学思想与审美观念，这是一个创新。根据玉器材质的变化与拓展、制玉技术革故与鼎新，同时结合造型与纹样分析，她认为在审美观念上，龙山时代早期是东部地带与华夏腹地的东、西二元对立。东部地带玉器崇尚良渚式纹样与突出神秘感的审美理念；而华夏腹地玉器则注重玉材本身的质美与珍贵，多素面无纹，倾向于质朴庄重的审美。龙山时代晚期玉器的审美观念转向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南、北二元对立。黄河流域崇尚几何化、线条化的造型与纹样，审美继承了前期；而长江中游则偏爱仿生型的玉器和纹样，塑造了一次审美上的“复古”。

三、上升到社会与思想观念研究。龙山时代处于夏朝之前，当时的社会、礼制、审美等上层建筑方面的状况自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作者没有止步于用玉制度与工艺美学的分析，而是大胆地往前迈出了一步，即从玉器层面来探讨当时九州的形成与社会状况。不管从文献还是考古证据来看，龙山时代已经形成了全面的玉文化交流网络与体系。由于玉器在跨区域的互动网络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活跃因子，因而它是维系不同区域之间的纽带，推动了九州的形成。最终，正是由于玉文化在龙山时代的发展、转变与特质，玉器和玉文化经过中原地区的内化，成为中原族群自身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上升为一种文化基因，不仅使得玉器和玉文化能够在华夏大地普及，而且能够继续向下复制和传承，成为中华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可以说，这些具有分量感的论断、研究的全面性和创新性，使得本书在玉器研究方面开辟了新天地，也确立了一种考古、艺术与文明有机融合的研究范式，达到了作者在绪论中所说的“把玉器作为一种‘器物史料’，将玉器置于层层考古背景与社会情景之中，探求制度、技术、艺术、流通与精神信仰层面的知识”之目的。考古学研究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有效达到“透物见史”，本书的研究通过考古学与艺术学的交叉、微观分析与宏观总结并行、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可以说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课题。虽然个别观点仍值得商榷，一些局部仍可继续深入，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

这些成果的获得，与她的刻苦勤奋、执着坚韧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状态密不可分。我听商周组老师说起她最多的就是，不怕吃苦，十分努力，特别能写。除此之外，根据我所观察，曹芳芳也十分善于思考和总结，这也是她能够在本书中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的重要原因。

随着早期中国玉器出土资料越来越多，玉器之于中华文明的独特作用也越来越清晰，本书就是在此方面的一个呈现，也交出了一份较为优秀的答卷。考古学研究内容丰富广泛，而且贵在恒久。在本书出版之际，一方面为曹芳芳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希望她今后能够扩大学术视野，持之以恒，勇于突破和创新，继续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深入研究早期中国文化与文明，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是为序。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原院长、教授

“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

2024年9月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