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前言

1987年夏，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简称青岛会议),本人应会议组织者之邀，与刘宓庆先生一道，在第一天大会上先后作主题发言，谈的就是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当时与会代表围绕这一主题，会上会下，讨论异常热烈。可以说，此次大会是我国译学研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一)它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以宏观翻译理论问题为中心议题的大型译学研讨会；(二)“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科学，应不应该享有独立学科地位”这一问题在会上得以提出，引发了翻译界关于翻译学学科性质和地位的可谓旷日持久的讨论。

然而，时至今日，虽然“翻译学”或“译学”这一学科名称已广为流行，“翻译学是研究翻译之科学、翻译学应当享有独立学科之地位”的主张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反翻译学、反翻译学或翻译研究为独立学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且主要存在于翻译界，包括翻译理论界内部。正因如此，不少热忱学者认为仍有必要对诸如“翻译学究竟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是一门独立学科”之类的问题开展讨论。例如，为了推动中国译学的研究和发展，《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业已开始组织一场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大讨论(见该刊发表于1999年第10期第44页的《编辑按》)。

本书作者以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翻译学应当享有独立学科地位”这一命题，就好比“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应当享有独立学科地位”的命题一样，是不应加以怀疑的。我们与其在到底“要不要翻译学”“有没有翻译学”“翻译学究竟是现实还是‘迷梦’”的问题上推撞纠缠，或在“翻译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上老生常谈，倒不如把精力放在译学框架内部具体层面(如翻译理论构件、翻译传统比较、语义及文化比较层面)的研究上，通过对这些具体层面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来充实译学框架的内容与内涵，促进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本书的撰写，即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书的最初构想需要追溯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在青岛会议精神鼓舞和学术同仁及朋友们的鼓励下，作者设定了写一本翻译学概论的计划，并趁奈达先生到访向他介绍了有关写作计划与提纲。奈达先生对此计划十分赞同，并表示有兴趣参与其中，最终写出中、英文两个版本。但由于工作忙的缘故，此项与奈达的合作计划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单独完成写作任务的计划也一拖再拖，直至今日才得以如愿。

原先与奈达博士合写《翻译学》(中、英文版)的计划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作者对奈达先生在本书写作计划最初形成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以及对他多年来对本人研究工作所给予的热诚支持与帮助，深表敬意与感谢。出于本书成书过程可能费时较长的考虑，书中的一些基本内容曾先后以论文形式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等刊物上发表过。本书作为专门讨论翻译学问题的一个有机整体，在阐述和编排过程中，对收入的有关资料进行了修订补充。附录中的几篇英语材料是本人发表在Babel(比利时)、The Translator(英国)等境外著名译学杂志上的文章，收入本书以飨读者。

另有一点说明：在湖北教育出版社组织的这套“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唐瑾同志原本请我写一本《中西翻译比较概论》,后因种种原因写作计划有所变更，改以这本《翻译学》代之。作为宏观论述翻译学的著作，本书涵盖了将比较译学，包括中西译论比较作为分支学科加以论述的内容，因此希望这一变更实质上并不偏离“丛书”初衷。

最后，作者还要借此机会，对深圳大学给予本人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与资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谭载喜

新千年于深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