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青年学者童桐博士的《全球气候传播：领导模式与知识协商》如期
出版，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这部著作由他的
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专注与思考。作
为导师，我参与了他研究过程中的多次讨论，见证了他从确定选题到构
建理论框架的逐步深入，因此对这本书的面世有着特别的期待。今天再
次浏览书稿，欣然作序，此情此景胜于我二十余年前首部专著付梓时的
欣悦，切身体会到了古人所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
深意。
2020年9月，中国领导人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
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一战略宣示不仅标
志着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度参与，更对气候传播领域提出了全新命
题。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中阐释“发展中大国的减排承诺”，如何让“双
碳”这一中国实践转化为具有全球共鸣的公共知识，成为亟待破解的现
实课题，本书的出现恰为这一战略目标的落地提供了重要注脚。
童桐刚进入博士阶段时，便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传播问题表现出
浓厚兴趣。他注意到，气候变化议题不仅涉及科学数据，更与国际政治、
国家利益紧密相关，但当时的研究往往割裂了科学与政治的联系。在确
定以“全球气候传播”为研究方向后，他大量阅读国际关系、政治学、
气候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文献，并主动参加各类国际气候变化会议，访
谈碳中和领域的气候科学家，收集第一手资料，这些经历让他的研究避
免了单纯的理论推演，而是扎根于真实的治理场景。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围绕“如何界定气候传播中的权力结构”“中
国实践如何融入全球理论框架”等问题进行过多次深入探讨。他并未局
限于既有理论，而是尝试结合中国在“一带一路”气候合作中的实践，
提出“知识协商”的分析视角。例如，本书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话
语中常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而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合作传递的治理经验，
为打破这种不平等提供了新路径。本书以中国的气候传播实践为切入
点，探讨新兴大国如何在既有秩序中寻找突破路径，既要融入全球气候
治理框架，又要坚守自身发展诉求；既要参与知识共享，又要构建具有
本土特色的话语体系，这种将本土实践与全球理论创新结合的思路是本
书的重要特色。
在学科层面，本书突破传播学的单一学科边界，引入政治学、社
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例如，通过分析经济学视角下的“碳账
户”如何将复杂的碳交易机制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日常实践，以此揭示
技术话语与大众认知之间的桥梁作用；另如，通过解构企业气候话语中
的“漂绿”现象，剖析商业资本对气候传播的异化风险。这种跨学科整
合不仅拓展了气候传播的研究边界，更为理解全球治理的共性问题提供
了新范式，即无论是气候危机、公共卫生、贫困消除还是人工智能治
理，都面临着领导力缺失、知识共享障碍与价值冲突的挑战，本书构建
的分析框架因而具有超越气候领域的普适意义。
童桐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扎实的学术训练。他系统梳理了国际组
织的官方文件、国家的政策文本以及媒体报道，通过比较分析不同主体
的话语策略，揭示了气候传播中权力与知识的互动机制。同时，他并未
回避研究中的难点，如多元主体利益冲突、科学不确定性对传播的影响
等，而是通过构建“领导模式”的类型学，为理解这些复杂问题提供了
清晰的框架。
站在全球气候传播转型的十字路口，本书将“气候正义”与“社
会福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坐标，批判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治理困境，
呼唤对多元主体诉求的关注与回应。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
刻变化，气候治理成为大国间为数不多能保持持续合作的领域之一，在
此背景下，气候传播研究更需要保持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理论创新的
勇气。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层面的创新，更在于它对现实的观照。
全球气候传播面临着结构性不平等的挑战，而中国的角色既需要融入国
际体系，也需要发展自身的话语特色。这种务实的研究取向，得益于他
对国际治理实践的长期观察，也体现了年轻学者应有的问题意识。希望
童桐博士能以本书为起点，在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继续深耕，为这一
领域贡献更多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成果。最后，也希望本书能为
学界与业界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助力构建更加公平、包容、有效的全球
气候传播体系。
童桐博士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
校接受学术训练，这些学术经历既帮他打下坚实的学术基本功，更助力
其建立开拓性的学术视野。如今他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职业生涯，成为
一名大学教师，继续深耕国际传播、气候传播等研究领域。看到这部著
作出版，令我感到欣慰的不仅是学生学术成果的落地，更是看到他在研
究中展现出的独立思考能力。我衷心祝愿他能够继续秉持认真、负责的
研学态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创新国际传播、气候传播的教学与科
研作出更多贡献。
史安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清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春
